实际上，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一部分，推行“亲子岗”模式需要与普惠性托育服务等公共服务模式相结合。在张蕾看来，生育支持政策不仅仅是针对女性个体的政策，也是针对所有家庭成员全生命周期发展的家庭政策，更是涉及减少贫困、增进儿童福祉、促进就业、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

　　张蕾解释说，从个体层面来讲，亲子两代人生命周期重合阶段为生育、养育、教育阶段，因此，以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为目标的生育支持政策，需充分赋权有生育意愿的夫妇及其家庭。“既要能保证婴幼儿的健康发育和成长，减轻育龄夫妇面临的经济压力，缓解职育平衡的矛盾，同时还需要为提供代际照料服务的老年人群提供支持”。

　　很多难点分布在覆盖就业、结婚、生育、育儿、教育以及养老在内的全生命周期之中。李芳体会过养育两个孩子时经历的“分身乏术”，她说，缺少合适的托育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己回到职场。

　　“针对6个月至3岁低龄幼儿的普及托育服务，难点在于托育服务的可接受性、可及性、可支付性；针对孕产妇及产后1年内的夫妇产假与陪产假，难点在于产假制度的规范性和灵活性，以及规避产假过长带来的重返职场困难等风险。”张蕾还提到，降低家庭为满足婴幼儿、少年儿童获得安全、高质量成长所需养育成本的难点，在于市场监管和科学调控，降低教育成本的难点在于分层按需教育体系建设和教育投资的可支付性。

　　在张蕾看来，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要从保障劳动力数量的可持续性上发力。这既需要因地制宜推进生育津贴、育儿假期等政策调整落实，加强托育机构建设，也需要推动生育保障性质转向基于家庭生育活动产生的全民保障，“减轻育儿家庭经济负担，提升企业落实生育保障制度的积极性”。